二零一七沒普選,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

扼殺香港的民主選舉,當權者可能自嗚得意,但時間將會證明,二零一七年沒有普選,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

123

上岸

   演藝學院學生在畢業禮各顯神通,向狗奴才梁振英演繹他們各自的怨憤和不滿,直行直過、舉中指、三鞠躬的創新抗議,自然在網絡熱傳,連曾經(現在也是?)是梁粉的黃秋生都激讚他們是未來特首。就在這個時候,反高潮來了,師奶網絡兵團的集中地「親子王國」出現帖子,指責這班學生沒禮貌呀、不懂尊重呀、讀屎片,諸如此類,當中較引起筆者的是這樣一句:「我如果係大公司的HR,呢班人一定被blacklist」。   這句話的口吻和姿態,真的將香港大多數中產家庭保守、功利、拜金的心態和見識勾勒得淋漓盡致。潛台詞其實就是「你班死o靚仔搞咁多野,對第時出黎搵工有幫助咩?可以當飯食咩」。再推演下去,就是對一切政治、價值、文化,甚至演藝同學演藝專業的輕蔑,以「可唔可當飯食先」為衡量應然對錯的基本準則。有人說這是因為香港離地中產的階段性格使然,也有人說這是由於港英年代灌輸去政治化、搵銀至上主義。這些都正確,但我想到一個更直接的原因:上了岸,就自然心態不同。   其實很多中產家庭、商界、專業人士,對於民主自由、價值文化這些東西不是一無所知的。他們也認同民主、人權這些都是好的,但因為他們上了岸,所以they...

香港執政黨的中國政策

  香港沒有像樣的政黨,多似壓力團體甚於政黨,集中於三幾個議題的爭取,卻沒有一套整全的治港方略、政治綱領。這句話說建制也說泛民,前者唯北京馬首是瞻,烏合之眾爾爾,固然不值一提,而民主派不過是一個基於普選立場而組成的鬆散聯盟,實現了雙普選後,泛民陣營將再無意義。筆者的設想是,假若香港真有一天可以普選特首及立法會,政黨政治(即使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但行政-立法的執政聯盟也避免不了)可說是必然的走向,那麼一個有志執政的政黨,無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它有一套怎麼樣的中國論述?如何看待中港關係?以甚麼原則來訂定其中國政策? 中國因素的重要角色   王慧麟在<主體意識>一文中,指出中國議題可能令泛民在日後的選舉左支右絀,原因是他們欠缺一套完備、合時的中國論述。這個觀察絕對正確,但泛民欠的不但是中國論述,更是一套整全中國政策。現在的香港跟台灣十分相似,同樣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共威脅,同樣在經濟政策上依附大陸,也同樣在兩地融合和保衛本土價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本地特色)間打轉。在台灣,中國論述...

歷史回顧:兩代人,兩個中國經歷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期間就雙非、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兩派的交戰,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中華派和本土派,當然在很多論述、立場、政策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在於兩派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身份連結,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用這兩代人的「中國」經歷,解釋他們的中港觀。 貧窮但可愛的祖國   現今盤據民主派主流的,例如何俊仁、李卓人、李永達,大多生於五六十年代,即所謂「嬰兒潮」(baby boomer)世代。他們開始接觸政治時事,參與社會運動,正值於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形成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的「社會派」。及至後來七十年代尾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由八十年代初起,至八九民運,中國在當時世人眼中的確是前景一片光明的。除了經濟發展蒸蒸日上,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社會氣候,都遠比今日自由和開放,西單民主牆、星星美展、《今天》詩會,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沙龍。故此一眾社會派出身的政治人物,站在反英殖、反帝國主義的高度,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期待大中華的民族復興和民主中國的出現,也基於這個共同立場,他們在八十年跟中共的關係算是良好,並在「民主回歸」的大旗幟下結成了短暫的聯盟。好景不常,這一切一切就如南柯一夢,在六四中共決定屠城的一刻,所有的自由開放戛然而止。然而,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