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沒普選,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

扼殺香港的民主選舉,當權者可能自嗚得意,但時間將會證明,二零一七年沒有普選,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

述說一個中國夢:一個前愛國者的自白

我們香港自有其美麗處,尋根何必北望神州。中華夢是時候醒了,今生,我就只做個香港人。

由龍獅旗引發的思考-本土意識的論述

用一個充滿理想色彩的政治想像,去抗衡港共政權的暴政,這就是龍獅旗的存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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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所謂的「種族歧視」

中國人最常、最愛、最慣於投訴和抱怨遭到種族歧視。這是筆者在過去兩年閱讀各種跟大陸人有關的新聞、在外地生活所見所聞、見證網上罵戰,從而得出的結論。這也在早前童尿事件中再一次得以引證-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抱怨被人歧視的民族。

他們在外地無論遇到任何不爽的經歷,首先就是聯想到被人歧視。童尿事件中大陸人的反應一定是:香港人有優越感,他們歧視我們大陸同胞,他們對老外的態度肯定不會這樣,所以才會老作碧咸兒子在香港小便途人喝采之類的天方夜譚。完全拋開當中的是非黑白,一下子跳到結論-歧視中國人。剛才看到另一篇文章叫<壽司不要生的?>,明明是文中的大陸人做錯,他們的辯解永遠是日本人歧視他們。總之全世界都針對中國人,他們永遠是對的。

再舉一個例子,筆者一位在美國留學的香港朋友跟另一名大陸留學生報名參加煮食班,最後收了我的朋友,沒收大陸生。正常人的思維大概是,位置有限,剛好沒運抽不到,算了吧;該名大陸生卻不是:肯定是老外偏好你們香港人,你們英文又比我們好,美國人從來都歧視陸生。這樣的偏狹思維,沒得救了。

大家都知道在外國種族主義是一個非常嚴肅和敏感的話題。在現今文明進步的社會,少許的差異可能會有,但明目張膽,甚至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根本完全是絕無可能。大陸人有天生的妄想逼害症。開口閉口就是當天鴉片戰爭、列強侵華如何如何,又在南洋花旗華工賣豬仔怎樣慘法。大佬,宜家2014年喇,仲講帝國主義呢啲咸豐年代既野?冇病下嘛?一個永遠跳不出歷史包袱,從來不反思自身不足,就註定是一個失敗的民族。



事實上,最種族主義、最排外的,恰恰就是中國人自己。不信?一百年前有殺戮無辜傳教士、領事的拳匪之亂,今有發神經反美、反法、反日、反韓、反菲、反越,當然少不得的是反香港。歷史會說話的,笑甚麼,你們都是中國人。

中國的霧霾災難-從「霧都」倫敦談起

早兩日倫敦的天氣奇差,灰濛濛的天空,濃霧猶如清晨的山頂般厚重,整天都是煙霧瀰漫,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來到倫敦差不多三個月,終於首次見識到「霧都」的面目。



話雖如此,其實經過近半世紀的努力,「霧都」這個稱號早已名不副實,像這樣的大霧,今時今日的倫敦已經很少見了。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起,英國開始急速工業化,倫敦作為帝國首都當然是站在發展的前端。在那個年代,煤炭是最主要的能源燃料,無論是市內和近郊的工廠、居民家庭,都要大量燒煤發電、取暖、煮食,加上蒸汽火車亦以煤為動力,令煤煙排放量急劇增加。此外,由於倫敦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空氣濕度大,更容易產生霧氣。當時倫敦每年有三份之一的時間都處於霧日,黃黑色的煙塵與濃霧,籠罩整個都市,把街道、天橋、建築、衣服染得烏黑,倫敦因而有舉世聞名的「霧都」之稱。這樣的煙霧景象,亦成為了大文豪狄更斯《荒凉山莊》的倫敦面貌。

1952年12月5日至9日期間,發生倫敦煙霧事件,由於空氣質素極差,大量人患上呼吸系統疾病,前後竟然這成一萬二千多人死亡。經過這個事件,英國人痛定思痛,決定正視煙霧問題,花了半世紀整治市內的空氣質素,包括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推出多項《清潔空氣法案》、《空氣污染控制法案》,改造市民的傳統爐灶、設立區內禁止使用產生煙霧燃料的無煙區、把發電廠和重工業設施遷到郊區、規定工業燃料裡的含硫上限等,八十年代主力抑制交通污染,九十年代制定了國家空氣質量戰略。經過五十多年的努力,倫敦的空氣質素已不可同日而語,「霧都」之稱已成歷史了。

之所以說起倫敦空氣,是因為近日中國的霧霾問題,已經極之嚴重。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空氣質素之差,以PM2.5量值計,已經遠遠超越國際標準可以容忍的水平。研究指出 (1),長期的空氣污染,令北方居民過去二十年的平均壽命減低最少五年半。三十年來以環境生態、下一代幸福為代價的經濟模式,除了釀成無可挽救的生態災難,更加帶來了致命的霧霾問題(會大幅增加肺病、癌病等的風險),必須正視。中共官方喉舌再多的狡辯,說霧霾有幾多大好處云云,阿Q式的打飛機只會惹人恥笑 (2)。

(此圖原載於BBC 中文網)
由於事態嚴重,官方和媒體都不得不嚴正看待,很多輿論都引了倫敦的例子,說英國人也用了五十多年解決,所以現在中國也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根治空氣污染的問題,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這個邏輯有兩個基本謬誤,因為兩個例子有兩個重大的不可類比性。第一,二十世紀初根本沒有甚麼環保的概念,倫敦當時由空氣奇差,到反省其禍害以致推出空氣改善措施,都沒有先行經驗可循,真正是摸著石頭過河,當中所需要的時間和過程當然是比較漫長;但今天是廿一世紀,全世界數以百個城市都完成了現代化的階段,中國只是照版煮碗跟隨其他城市的經驗去做,跟倫敦作為先行者的例子豈是可比?正如親共者常說西方社會民主化也走了幾百年,中國也要同樣的過程,你照抄人家的經驗,怎麼可以相提並論?另外,五十年前的科技遠比今天落後,今天要做環保工作、潔淨能源等易如反掌,跟上個世紀根本沒法比較。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決心。英國是民主國家,政府向選民問責,出現重大事故,政府當然要「做野」,否則不能向英國人交代,整治空氣污染的動力必然地較大。相反中國由黨國集團掌控,空氣污染背後的黑手,就是那些煤礦、工廠老闆,你想像到背後有幾多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權力佈置,誰有能力去動這些巨擘絲毫?更別說這麼大的肥肉,哪一個領導層會沒利益於其中?
這樣的情況下,根治霧霾,你說從何談起?

延伸閱讀:

1: Pollution Leads to Drop in Life Span in Northern China, Research Finds (New York Times) - http://www.nytimes.com/2013/07/09/world/asia/pollution-leads-to-drop-in-life-span-in-northern-china-study-finds.html?_r=0

2: 大陸黨媒:霧霾助防守 團結國人 (主場新聞) https://thehousenews.com/politics/大陸黨媒-霧霾助防守-團結國人/


政治寒冬的歲月

(原載於:刺青雜誌)
文:殺破狼
21-1
十一月中召開的三中全會,一記將自由派、改革派和西方社會對所謂「習李新政」的幻想打破,繼「胡溫新政」之後,再一次證明寄望已腐爛入骨的當權者進行建制內的改革,是何其不切實際。早已說過,八九民運是中共體制最後一次的民主化契機,錯過了以後,歷史的火車不會等 。

外界對於三中全會的寄望是有其歷史背景。三中全會全名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共習慣上在一中全會敲定黨領導層,二中全會進行國家機構的人事鬥爭,三中全會才會定出政治路線和綱領,所以外界翹首以待,靜候習總上台後第一份「政綱」出爐。歷史上三中全會在中共政治路線上扮演極具份量的地位,其中以第十一及十三屆最為人熟悉。十一屆三中全會歷經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定出摒棄階段鬥爭,政治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十四屆三中全會敲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束了「姓資姓社」的爭論。故此,在二十年後的今日,面臨飽受內外危機困擾、千瘡百孔的政治社會格局,外界期待形勢遠優於胡錦濤的習近平會展示其改革承擔,結果當然是再一次令人失望。  

事前放風的議題,尤其是代表李克強新政的「三八三方案」,包括市場自由化、改革國企、解決戶籍問題、改革土地制度、加強社會福利保障等,幾乎完全沒有觸及,自由派唯一的「斬獲」,僅僅是爭取到市場在資源分配由「基礎性」作用轉為「決定性」,僅此而已,後面還要加多句「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進反退。至於外界最關注的反貪腐和官員財產透明化,幾近隻字不提,更加不要說政治改革。整個三中全會的焦點,竟然是落在成立非國非黨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其權力之大令人咋舌,由習揸莊,集軍事、外交、情報、國安、公安大權於一身,等同廿一世紀的軍機處,難怪外界譏習近平要效雍正、學老毛、扮普京。在三中全會前夕,代表自由派的新京報以一幅左邊有礁石的大船為特刊封面,呼籲中國向右轉,左派則對「三八三方案」猛烈抨擊,左右派在這場戰役中劍拔弩張,據聞三中全會期間兩派人爭拗極為激烈。可惜的是,在這場歷史性戰役中,自由派似乎慘淡收場。

習近平體制向左走,而非改革派一度寄望的打左燈向右轉,已經無容置疑。國家安全委員很大可能變成蘇俄時期的KGB,中國政治步入寒冬,香港自然也不可能獨善其身。未來一年的最大的政治鬥爭當然是佔領中環爭普選。以現在的形勢,泛民一盤散沙(湯家驊提出極保守的方案,得到數名泛民議員支持,已經隨時準備跳船),幾位召集人依舊懵懵懂懂,佔中是否搞得成,如何搞法,都已經是極大疑問。就算展開佔領,以中共現在的極左思維,已經一口咬定背後有外國勢力策動,是意圖在中國搞分離活動、甚至顏色革命的陰謀,它對於主權和面子,甚至黨國體制生死存亡的考慮,是百份之百高於任何社會不穩和經濟利益的。要用佔領中環逼中共妥協,以目前的形勢來看,成數非常低。我不是潑冷水,也不是說甚麼佔中離地賣港之類的bull shit,只是很客觀地提出我的想法。未來五至十年,香港的政治形勢,很抱歉這樣說,真是很悲觀,很令人沮喪、擔憂。

誰是真正的軍國主義國家?-論民族主義者之虛妄

  反日反軍國主義,是香港民族主義者每年都玩不膩把戲。除了一年一度悼念七七事變的例行示威,據聞保釣運動又打算八月再登島示威。大家心知肚明,他們反的不是軍國主義,而是日本,一個在大民族主義論述下邪惡醜陋的小日本,一個早在六十多年前已不復存在的軍國主義日本。

  當今亞太地區,最大的潛在軍國主義威脅,不是已經行憲超過六十年的民主日本,而是中共治下的新帝國。不信的話,你放眼全亞洲,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比中國更熱衷、迷戀、甚至嚮往戰爭,也沒有一個地方的社會氣氛比中國更好戰尚武。或者應該這樣說,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每一個人是被逼變得推崇武力、崇拜暴力的,因為你不顯得比其他人強,你就是被吃掉的一個,這是社會的現實,不管官方強調幾多十次中國的和平崛起。相反,日本曾經是一個癲狂的軍國主義國家,這是事實,但已成過去,今日的日本無論從體制、民智、文化而言,都已經是一個沉穩、成熟的現代民主憲政國家。在一個有民主選舉、在野黨、媒體、公民社會監察和制衡的國家,不大可能重演當年的大帝國侵略。 那你說,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軍國主義威脅?如果要反軍國主義,是要到中聯辦,還是日本領事館呢?抑或你所做的,根本就不是反軍國,而是發洩你民族主義式的歷史怨氣?好好想一想。

(此圖原載於"Wikimedia")

  中國比日本更傾向軍國主義,這不是我說的,許多兩岸三地的知識份子都曾經提出這點。例如梁文道在<應該打一仗了(中國人成熟嗎之一)>)就說很多大陸人「迷戀戰爭,想像戰爭,並把戰爭想成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簡單法門」,「不管是公開活動,還是朋友聚會,打仗那麼輕易地到達大家的唇邊。它不只是什麼局勢會引發戰爭的問題,也不只是該不該發動戰爭的問題,居然就是何時應該打一仗的問題」,並以大陸所有戰爭節目都保證有高收視率為佐證,說明中國人是如何對戰爭發燒。大陸著名評論員邱震海也在他二零一一年的博文<崛起期的中國應汲取德日教訓>(此文收錄於《鳳凰博報年度文選2011:給理想一點時間》一書)指出,當今中國跟二戰前夕的德國和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樣在現代化運動取得重大進展,經濟軍事實力急速堀起,也同樣沒有經歷與硬件發展相應的思想啟蒙(如英、法、荷等國,根本沒有可能出現極端法西斯政權),思想精神的空洞可能被極端主義所充塞和填補,最終釀成悲劇。愛國者無罪,但他們推動的反日思想會否被卑鄙者利用,以致造成又一次的戰爭慘劇?反軍國主義沒問題,因為鼓動戰爭本身必然是可恥的,但可否跳出民族主義的框框,推演成對所有尚武思想(包括所謂打一場仗「奪回」釣魚台、南沙群島等)的警惕?

(此圖轉載自Dongtaiwang.com,來源不明)
  或許不能完全怪責這些民族主義者,因為我們這幾代人所接受的歷史和思想教育,本身就是推崇一種雙重標準、狹隘反智的國族情感。教科書大力鞭撻英法的帝國主義行為,但沒解釋為何秦皇漢武的南征北討會變成一種值得炫耀的戰功。中學歷史讀到秦始皇平服南方百越後,「徙中縣之民」到百越地區移民戍邊,又算不算一種殖民行徑呢?歷史書沒有帶我們批判反思,只是在總結一段概括為「為中華民族融和奠下重大基礎」,背後的血汗和淚水,在大帝國的統一、中華文明的伸張面前,都只算個屁。中國人最咬牙切齒的南京大屠殺,有三十萬人喪生,我們每年都有悼念,但國共內戰中長春圍城同樣死了三十萬人 (1),大陸當然沒人提,但香港沒人講,台灣也沒人講。且勿論這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責任,但最起碼的悼念活動沒有,歷史教科書也不會提及,又是為甚麼?難道南京死的百姓是人命,長春死的人民就不是了嗎?因為這不涉及國仇家恨,是內戰?自己人的互相殘殺、視同胞性命為草芥,豈不是更可恥、更值得後世警惕麼?好好想一想。

  還有藏人接二連三自焚時大多數漢人可恥的沉默,歷史會記下這筆賬。也難怪的,因為當德國人過去六十多年從不間斷地反思當年的錯誤,在中國,釀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禍首,其頭像還高掛在天安門樓頂。一個雙重標準、盲目自大、不懂反思過去的民族,註定永遠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1) 詳見<慘絕人寰的長春戰役:長春包圍戰真相>、<長春圍城 共產黨屠殺30萬平民>,龍應台在《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書中「兵不血刃」一章對長春圍城也有大量的歷史考證和描述,雖然受到李敖挑戰和質疑,但爭論也是環繞國共兩黨的責任,長春圍城以致大量平民死亡的史實無容置疑,而且李敖在《大江大海騙了你》文中南京大屠殺和長春圍城「根本不可以類比的。南京、列寧格勒是外國人侵略,長春是本國人因革命而內戰,『原因』根本不同。」的說法,正正就本文批評的論述,誰是誰非讀者可自行判斷。

歷史回顧:兩代人,兩個中國經歷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期間就雙非、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兩派的交戰,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中華派和本土派,當然在很多論述、立場、政策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在於兩派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身份連結,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用這兩代人的「中國」經歷,解釋他們的中港觀。

貧窮但可愛的祖國

  現今盤據民主派主流的,例如何俊仁、李卓人、李永達,大多生於五六十年代,即所謂「嬰兒潮」(baby boomer)世代。他們開始接觸政治時事,參與社會運動,正值於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形成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的「社會派」。及至後來七十年代尾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由八十年代初起,至八九民運,中國在當時世人眼中的確是前景一片光明的。除了經濟發展蒸蒸日上,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社會氣候,都遠比今日自由和開放,西單民主牆、星星美展、《今天》詩會,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沙龍。故此一眾社會派出身的政治人物,站在反英殖、反帝國主義的高度,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期待大中華的民族復興和民主中國的出現,也基於這個共同立場,他們在八十年跟中共的關係算是良好,並在「民主回歸」的大旗幟下結成了短暫的聯盟。好景不常,這一切一切就如南柯一夢,在六四中共決定屠城的一刻,所有的自由開放戛然而止。然而,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說, 六四只是暫且窒礙了幾近功成的民主大業,但始終深信有一天那個尚未完結的八十年代會延續下去。 

(西單民主牆,此圖原載於「多維新聞」)
  在民族主義的層面,大中華派跟土共,都一樣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一樣支持保釣運動、對日要求索償、反對台獨等等,甚至在國民教育的議題,民主黨本來都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大方針,不過反對洗腦愛黨而已。兩派人雖然手段有別,但在愛國情懷、國家統一的基本立論上,是別無二致。可以這樣說,大中華派的政治認知,仍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時空,依然深信中共有一天會啟動政治改革,香港養兵千日,就可用在一朝,為祖國的民主大業拋頭顱灑熱血。打個比喻,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返鄉下接濟貧窮的同鄉,但時移世移,香港經濟上的優越早已大不如前,很多以前住在窮鄉僻壤的已經成為暴發大款了,世界變了,但他們還在發八十年代的春秋大夢。尚且未能保自身,又何以終日汲汲於濟天下?

強橫霸道的殖民帝國

  與這老一輩所經歷貧窮但可愛的中國相對的,是八九十後眼中獨裁、專橫、霸道的中共帝國。他們非但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貪污腐敗的港英社會,也從沒身處於那個批判帝國主義的火紅年代,相反,除了少數讀左翼思想的馬克思青年,幾乎大多數八九十後印象中的港英政府都是廉潔奉公、高效而有誠信,而且在英國人治下香港經濟騰飛、社會欣欣向榮,享有可跟先進文明相提並論的自由和法治。更重要的是,在九十年代,彭定康政府為立法會引入大量直選議席,為民主化鋪下極其重要的路。反而中國政府這個所謂的「阿爺」(這個詞語令人作嘔),在民主議題上跟港人處處作對,不斷阻撓普選進程。九七主權移交後,對香港新生代而言,沒有任何甚麼狗屁回歸祖國懷抱的興奮激情,反而無論在新聞自由、集會權利、學術自主、司法獨立、廉潔程度、政府管治、社會民生等等,總之是說得出的範疇,無不全面倒退,政權的種種惡行大家也了然於胸,也在此不贅。總而言之,八九十後的年青人,從來沒有見過所謂進步開明的共產黨,更加沒有因反英反殖而生的民族情懷,故此他們的中國觀、中國經歷,可說是跟老一輩的視角大相逕庭。

(此圖原載於「阿波羅新聞」)

  近年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不斷下挫,近日六四愛國口號也大掀爭議,青少年沒有上一代的愛國情懷,可說是不容置疑。然而,愛國情懷消減,也不只源於政權的劣跡斑斑,也在於大陸人的令人生厭。如果說上一代對大陸人的感覺是血濃於水的窮親戚,今日對香港新生代而言,他們只不過是一幫和自己毫無瓜葛的不速之客而已。傳媒廣泛報導、網絡大肆流傳,大陸遊客的種種劣行、嘴臉都不必多講,更甚者是他們大量湧入,不論是以自由行方式,還是雙非來港取得居留權,搶床位、學位、物資,令到人頭湧湧,都對香港人的生活構成了或多或少的影響。人是現實的,自身利益受損,也不跟你講甚麼同胞感情,何況對方也不見得視我們為甚麼家人同胞。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是毛澤東說的。凡事皆有其歷史背景緣故,不用逼人愛國,也不必逼人不愛國,如果兩個世代都有設身處地的胸懷,所謂的世代論爭大概可以少點兒咬牙切齒。

燒國旗,so what?


  昨日古思堯因觸犯侮辱國旗罪被重判入獄九個月,另外日前有網民將沾有屎尿的國旗圖片上載到Facebook後被捕,兩單案件都令人憤慨。所謂國旗,不過區區一塊布,到底當權者憑甚麼將它變得神聖不可侵犯,憑甚麼因此而禁制我們表達政見的自由?自由的可貴,正正在於只要不妨礙他人,每人都有權說任何話、做任何事。

  整件事的關鍵,不是古思堯九個月判刑是否過重,而是焚燒國旗本身就不應是罪行。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香港政府制訂《國旗及國徽條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而終審法院的「吳恭劭國旗案」是香港目前最具權威的國旗案件。在吳恭劭案中,終審庭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正處於一個新秩序的初期。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極之重要,正如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亦是極之重要一樣。既然國旗及區旗具獨有的象徵意義,保護這兩面旗幟免受侮辱對達致上述目標也就起着重大作用」,因此裁定將侮辱國旗及區旗刑事化是對表達自由的合理限制,並不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此圖原載於「蘋果日報」)


  根據終審庭在吳恭劭案的判決,法院先後在多宗焚燒、塗污或侮辱國旗案判處不同程度的刑罰。將侮辱國旗列為刑事罪行的理據主要有二,一個是終審庭提及的國旗象徵意義,另一個是公眾安全的考慮。在古思堯案中,裁判官就是認為焚燒國旗的行為會對在場人士構成危險,故此對古判處重刑。這個論點絕對是荒謬的,當日古是在中聯辦門外焚燒國旗,整個過程都是和平有序地進行,完全沒有跡象顯示焚旗的舉動引起任何動亂或危險。到底焚燒一塊布可以怎樣危害公眾安全、怎樣破壞秩序?裁判官通通沒有解答,只是一句公眾安全,就對他判以重刑。退一步說,即使焚燒一塊布會構成危險,又有甚麼理據說明焚燒一面國旗,會比焚燒一塊普通的布構成更多的危險,因而要判處九個月的重刑?邏輯上根本講不通。

  至於國旗神聖不可侵犯這點,亦是經不起辯證的。法庭認為國旗代表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因此要保護它免於侮辱,我倒想問一下,香港哪條法例要求我們維護國家統一?廿三條通過了嗎?將保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視為一個合法目的,本身就是非常可笑。有人說,由於國旗代表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所以不可隨便褻瀆。美國大法官William J. Brennan, Jr.的判詞就是最好的解答:「政府不能僅僅因為一個思想被社會視作冒犯,不能接受,就禁止人們表達這種思想。對此原則,我們不承認有任何例外,即使被冒犯的是我們的國旗。」身為一個自由和獨立的人,我們有擁戴國家的自由,也應該有討厭國家的自由。既然我們有權厭惡國家,當然也應有權用任何不妨礙他人的方法表達對國家的厭惡。單單因為一班愛國人士看不過眼,就剝奪他們表達想法的權利,絕不公道。

  如何對待國旗,是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也是表達自由的一部份,絕對不應該因為一些虛無縹緲、憑空想像的國族意識而遭受限制。燒國旗,so what?

我係撐香港隊,吹咩? — 不愛國的自由

  早前港隊女將李慧詩在單車賽中奪得獎牌,實在可喜可賀。港星方力申和阿Sa在微博發文恭賀,並表示李慧詩為港爭光,如此平常不過的說話,竟然引起大陸大量網民圍剿,罵他們「你不是中國人呀?」、「言辭不恰當」云云(詳情可見相關報導及網上資料)。早說過在中港矛盾對立氣氛下,奧運會成為身份認同的較量場所。狹隘民族主義的狂潮下,強國人狂妄自大、橫行霸道,沒有是非黑白,沒有公義理性,只有簡單一句:「你愛唔愛國?」問你死未。

「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身為香港人,為自己地方的運動員取得佳績而感到喜悅,根本正常不過。且別說一國兩制下,香港隊以「中國香港」名義獨立出賽,跟中國國家隊是兩隊互不相屬的隊伍,即使是大陸運動員奪得獎牌,他們家鄉的甚麼省、甚麼市、甚麼村的同胞向他們道賀,「為廣州爭光」、「為上海爭光」,「為重慶爭光」,恐怕根據強國人的邏輯都是目中無國了。也難怪的,強國人不單「眼中有國」,更是「眼中只有國」,愛國大過天,連支持本地同胞這種自然感情都變成賣國漢奸所為,更是西方勢力干預下策動港獨的居心叵測。愛國主義或者可以凝聚社會、激勵人心,但更多的時候只是一種排他的狹隘情感。其實你當然有愛國的自由,但必須強調愛國主義要服膺於基本的規範和原則。這些原則根本而具凌駕性,在運動的層面就是對遊戲規則、體育精神的尊重,用中共的術語,就是運動不能為政治服務;凌駕性原則在國際社會的層面,內涵更加豐富,從自由人權,到平等公義,都必然地超然於愛國主義之上。我們有一個信念,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獨立的個體,享有生而有之的基本權利,因此不能以集體主義、公眾利益為名,剝奪個人的權利,不管該利益如何吸引。其實這些只是自由主義、國際人權的基本原則,強國人搞不清,別跟我說甚麼大國堀起,套胡適一句,就是「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不愛國的自由

  為方力申和阿Sa辯護,多數人的觀點是戴頭盔式的「我愛香港也愛中國」,阿Sa的演繹方式是「我撐中國香港隊」。這個觀點事實上是沒問題的,正如上述你當然有你愛國的自由。但是更進一步而言,我們有沒有不愛國的自由呢?筆者說的不是那種奉公守法、交稅形式的國民義務,而是愛國作為一種情感的選擇──情感上我們能否不愛國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些人會破口大罵痛斥筆者出賣國家,大部分會遲疑良久然後支吾以對,但身為一個理性的人,筆者的答覆是「為何不可?」。如果人是自由獨立的個體,社群只是個體為了不同原因的偶然結合,國家則是其中一種結合的形式(其餘有部落等),因此國家不是一種必然的存在。故此,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愛,純粹是一種情感的自由選擇,無可亦無不可。再想深一層,你是基於甚麼理由愛國?現代國家,愛國大多是基於作為公民對於公共政治的參與,只有如此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之國,才有得到愛護的理由。對於中共治下的黨國,你找到愛的理由嗎?正如網民說:「你愛國家,但國家愛你嗎?」因此,我們沒有必然的愛國義務,沒有充分的愛國理由。相反,香港是一片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縱使她有百般不堪,但起碼她尚算自由多元,有其可愛的文化風光、社會百態。每個人都有鍾愛(或不愛)這片土地的理由,這是我們個人情感的選擇,悠然而生,沒有人鼓動脅逼。我們就是愛香港,就是撐港隊,你吹咩?

  大國真的昂然勃起了,中國輸掉金牌就成了體操史上最黑暗一天,趙薇在劉翔仆街當日說了句「嗨」都慘成箭靶,連蒼井空都變成中國人!強國人思維如何構造,筆者沒興趣了解明白,只知道排外、狹隘的愛國主義只會是法西斯極權的溫床。民粹加民族狂潮,昔日的德國日本就是我們的借鏡,這就是筆者連日發文痛斥愛國主義的原因。

金牌愛國主義為何失靈


  七月二十七日倫敦奧運開幕,代表四年一度的體壇盛事又再來臨。每年奧運會都是建制派及愛國人士激起港人愛國情懷的大好時機,今屆也自不例外。從把運動員的成就無限放大成民族光榮、國家驕傲,到利用中國稱霸的金牌數目借題發揮成體育大國崛起等等,奧運會彷如愛國主義者的精神鴉片,越吸越上癮。借奧運熱潮鼓動愛國情感,在零八年對香港人的確大為奏效,「北京奧運圓百年民族夢」的催眠下,香港一度掀起京奧狂熱,港人國家認同感可謂一時無兩。然而,零八的奧運愛國熱潮在今年非但未能重演,風頭反而被近日的反洗腦浪潮完全蓋過。金牌愛國主義為何失靈,當中玄機且容筆者一一剖析。

金牌愛國主義的愚昧

  國家運動員在奧運會中獲取佳績,人民為之感到喜悅及自豪,本是人之常情,但當政權利用這份情感轉化為國家的驕傲,其至民族的自豪,並暗地用以提升政權認受性時,奧運會就成為了國家機器的政治工具。所謂金牌愛國主義,就是說對國家的情感,是建基於國家在金牌數量取得的成就。由於這種愛國情懷沒有任何高尚的理念或強大的精神支撐,而純粹透過對金牌數目的振奮作情感投射與轉移,因此必然是膚淺、愚昧的。

  首先,將金牌成就和愛國精神連結根本毫無邏輯可言。在一個尊重自由、個體的國度,運動員拿得佳績,是他們奮鬥的成果。他們可以多謝家人、教練、隊員,甚至自己,但是沒有需要感謝國家,更遑論甚麼感謝黨,因為提供訓練設施、資助體育發展,本就是政府應份的義務,絕非黨國的皇恩浩蕩。更重要的是,我們深信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是保障國民福祉,確保他們的自由和權利不受侵犯,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和幸福地生活。但在今日的中國我們不單看不見國家對人民的關懷和承擔,反而政府正正就是殘民自肥的兇手,那麼這個國家又怎能贏得我們的支持和尊重呢?國家的價值,不在於其體壇成績如何吒叱風雲,或者經濟成就怎樣驚天動地,而是體現於尊重個體、關懷弱勢的人文精神。金牌愛國主義是一種膚淺、愚昧的愛國精神,其荒誕在於將愛國建立在功利的計算、物化的崇拜之上,完全跟普世價值相違。

身份認同和核心價值

  金牌愛國效應失靈,背後牽涉的更是一場身份認同和核心價值的論爭。長久以來,「香港人」和「中國人」兩個身份都並存於港人心中,並行不悖,自九七起「國家好即是香港好」的思想更是大行其道,而港人國家認同感亦在零八年達至頂峰。然而,自零八年底起情況出現了變化,近年來先後發生劉曉波、艾未未、陳光誠等人權事件,地方動亂四起、政府醜聞不絕,加上上海火災、溫州動車事故、北京水災等,無不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國強盛背後的貪腐、不公和黑暗。久經港英年代自由、廉潔、法治、公正價值洗禮的香港人,開始醒覺到中港之間有著不可融和的理念和價值矛盾。同時,近幾年的反高鐵運動、一系列反融合浪潮、中港矛盾(宜居灣事件、反蝗蟲浪潮、雙非人爭議等),以至近日反西環治港行動,都令港人重新思考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定位,重塑了自治和本土意識。

  綜合上述種種,香港人的價值觀出現了三大變化:一、對核心價值的重視,由於香港近年人權自由飽受衝擊,港人對核心價值更珍而重之,並視之為香港跟大陸最根本的區別;二、對一國兩制的捍衛,基於對大陸人權狀況惡化的觀察,港人更著力於保護自治,嚴防西環亂港及香港大陸化;三、另類的愛國主義,即透過關注及支援中國維權事件展現愛國,由於中港命運日見休戚與共,故此出現兩地民運合流、議程捆綁。這三點均可體現於港大身份認同民調(中國人認同創新低,香港人認同則節節上升)、近年六四集會人數持續高企、李旺陽遊行人數達二萬人等事實,而且這些變化在年青人當中尤其明顯。總而言之,香港人持守著向來珍重的核心價值,重塑了一個有別於普通中國人民的本土身份,將自由、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凌駕於吹噓大國崛起、只知錢財巧利及政治計算的狹隘民族主義,這就是金牌愛國主義失靈的根本原因。

  筆者深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民的人格,就沒有國家的國格。親中人士及左派喉舌常言港人不愛國,但問題是,對一個蔑視人權自由、打壓良知公義的國家,你愛唔愛得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