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

 　　演藝學院學生在畢業禮各顯神通，向狗奴才梁振英演繹他們各自的怨憤和不滿，直行直過、舉中指、三鞠躬的創新抗議，自然在網絡熱傳，連曾經（現在也是？）是梁粉的黃秋生都激讚他們是未來特首。就在這個時候，反高潮來了，師奶網絡兵團的集中地「親子王國」出現帖子，指責這班學生沒禮貌呀、不懂尊重呀、讀屎片，諸如此類，當中較引起筆者的是這樣一句：「我如果係大公司的HR，呢班人一定被blacklist」。

　　這句話的口吻和姿態，真的將香港大多數中產家庭保守、功利、拜金的心態和見識勾勒得淋漓盡致。潛台詞其實就是「你班死o靚仔搞咁多野，對第時出黎搵工有幫助咩？可以當飯食咩」。再推演下去，就是對一切政治、價值、文化，甚至演藝同學演藝專業的輕蔑，以「可唔可當飯食先」為衡量應然對錯的基本準則。有人說這是因為香港離地中產的階段性格使然，也有人說這是由於港英年代灌輸去政治化、搵銀至上主義。這些都正確，但我想到一個更直接的原因：上了岸，就自然心態不同。

　　其實很多中產家庭、商界、專業人士，對於民主自由、價值文化這些東西不是一無所知的。他們也認同民主、人權這些都是好的，但因為他們上了岸，所以they don’t fxxking care。因為他們幾千萬身家，兩三幢物業在手，有沒有普選他們的生活照樣無憂。成為了既得利益者，就變成了建制的一部份，對於任何衝擊建制的人和事，都必然地群起而攻之，因為利益尤關。誰都年輕過，幾多人中學大學時期一樣有理想、有激情，搞學運社運，也不比現在的演藝學生保守溫和，結果出來工作三五七年，不是被排山倒海的工作消磨意志，就是因為上了岸而對不公義變得沉默。

　　說到底，社會的流動猶如搭地鐵，車上乘客永遠不滿月台上的人夾硬要逼進車廂，覺得他們很無賴；想擠進車廂的永遠不滿在車上的不肯行入些少，覺得他們太自私，弔詭的是，當後者擠進了車廂後就會立即看不起月台上的眾生，忘記本來自己也是未能上車的一份子。社會亦然，上了岸的不想其他人上岸，未上岸的覺得上了岸的阻住自己上岸，自己上了岸後，又會化身既得利益者成為建制，幫忙排斥其他人上岸，坐視他們的溺斃。多數人對政權咆哮，是因為他們未能受益，一旦他們成為既得利益者，就自然跟當權者來個和諧大合唱，所以大多數咒罵李＋Ｘ，是因為他們不是李＋Ｘ。

　　義正辭嚴背後，總有一些不便告人的私心，都是人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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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執政黨的中國政策

　　香港沒有像樣的政黨，多似壓力團體甚於政黨，集中於三幾個議題的爭取，卻沒有一套整全的治港方略、政治綱領。這句話說建制也說泛民，前者唯北京馬首是瞻，烏合之眾爾爾，固然不值一提，而民主派不過是一個基於普選立場而組成的鬆散聯盟，實現了雙普選後，泛民陣營將再無意義。筆者的設想是，假若香港真有一天可以普選特首及立法會，政黨政治（即使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但行政－立法的執政聯盟也避免不了）可說是必然的走向，那麼一個有志執政的政黨，無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它有一套怎麼樣的中國論述？如何看待中港關係？以甚麼原則來訂定其中國政策？

中國因素的重要角色

　　王慧麟在＜主體意識＞一文中，指出中國議題可能令泛民在日後的選舉左支右絀，原因是他們欠缺一套完備、合時的中國論述。這個觀察絕對正確，但泛民欠的不但是中國論述，更是一套整全中國政策。現在的香港跟台灣十分相似，同樣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共威脅，同樣在經濟政策上依附大陸，也同樣在兩地融合和保衛本土價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本地特色）間打轉。在台灣，中國論述、兩岸政策已成為藍綠兩黨的決勝關鍵，蔡英文去年敗給馬英九，普遍認為是敗於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我覺得這個情況跟香港有點兒相似。假設香港已經實行民主選舉，普選自然不再是一個議題，那麼屆時的民主派（其實有了普選就不應再有所謂「泛民」，但姑且保留這個稱呼吧）又有甚麼的能耐，有信心壓倒親中陣營贏得大選呢？借鑑台灣的經驗，香港要保存其自主和自由，但又不可能完全割裂中港聯繫，兩派的決勝關鍵，將會是其中國論述和政策，而非空泛的人權自由議題。

（圖片原載於「台灣雅虎新聞」）

　　親中陣營的中國政策很簡單，當然是逢中必撐、逢共必撐，支持中港融合、兩地交流等等，都是甚麼血濃於水、感激中央支持香港經濟、抓緊ＸＸ規劃的發展機遇之類，雖無新意，但看錢份上，真是有很多香港人buy的。至於泛民陣營又如何呢？很多香港人會很現實地擔心，讓泛民執政，惹怒中央，很可能會損害香港經濟利益的。想要執政，有些東西是要犧牲的，例如不能再高喊打倒共產黨，注意，我不是叫人放棄原則投共，而是一個很實際的考慮。你要繼續反共，大可以返回街頭，但既然要走入基本法框架下的建制，就等同承認中共管治及其憲制下的執政權。這個矛盾是比參選議會更大的，一面反共一面參選立法會，都尚可以辯稱把抗爭帶入議會，執政則不然，其走入建制、承認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意味，可比進入議會強得多。

中國論述的三個問題

　　因此，泛民若要執政，必須先解決王慧麟所說「呢頭又叫人結束一黨專政，嗰頭就話要按基本法之法律條文辦事」的人格分裂問題。有人說，泛民執政是笑話吧，中共會容許嗎？這不一定發生，但沒有執政的意志，就一定沒有執政的可能。故此，我認為要抗衡建制派一國高於兩制的「大中國」論述，泛民必須有相應的中國論說，而當中有三個問題，是作為有志執政的黨派必須解答的：他們對於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如何看待？他們對於中國民運抱甚麼態度？他們怎樣理解中港的經濟和社會關係，即中港應該融合還是區隔，甚至切割？

　　正如前面所述，要走入香港的政治建制，民主黨派在其主張上要有所讓步。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指的是國家主權的一統，試想像有一天泛民執政，香港政府天天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在中共眼中等同顛覆政權、分裂國家，是有可能出兵香港，搶走香港人的自治權，這對於整個本土民主事業是災難性的。同理，只有雙方劃定政治禁地的楚河漢界，河水井水互不相犯，香港民主和自治才有一線生機（當然中共照樣可以撕毀承諾，但除非你有推翻它的把握，否則讓中共深明當中的利害關係，我們才有希望，因為到頭來這只是一場博弈，並非你死我活的血戰）。因此，泛民要執政，就不能夠作出挑戰政權合法性的行徑，要反共抗共，留給民間團體、社運組織去做，這不是自閹，而是自保。由此延伸，就是對大陸民運的態度。香港民主派要與中國民運切割，原因和上面一樣，一旦成為，或有機會香港的執政黨（某種意義上的執政黨，或者執政聯盟的成員），以代表香港政府的身份，參與大陸政治鬥爭，並不恰當，也對香港有害無利，所以都是留給民間去做吧。

　　解決了「一國」的問題，「兩制」又如何呢？作為香港有志執政的政黨，必須是立足本土、服膺本土利益的政黨。除了限制於一些普世價值、基本人權的原則，和不能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外，香港人的權益應當為釐訂公共政策和分配社會資源的核心原則，這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是如此的，除了履行人道責任外，民選政府必然是向選民負責，保護本土的權益。因此，在中港關係方面，應當如此理解：在國家主權和安全議題上，香港不會挑戰中國對港的主權，亦會履行基本法的憲制義務，但在經濟、文化和社會交流上，中港應該站在對等的位置，各自按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合作、協調、交流，香港不基於政治原因為所謂的國家利益服務（如高鐵、新界東北），更加不會因血緣、國族的理由對中國公民有任何優待（如雙非）。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香港才能保持己方的特色和優勢，確立自主權，跟中國大陸平等合作交流（而非「溶合」），各取所需，互惠雙贏。

　　退一步說，即使不矢志執政，單單站在選票議席的立場，重塑其中國政策，都絕對是各泛民黨派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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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兩代人，兩個中國經歷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期間就雙非、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兩派的交戰，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中華派和本土派，當然在很多論述、立場、政策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在於兩派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身份連結，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用這兩代人的「中國」經歷，解釋他們的中港觀。

貧窮但可愛的祖國

　　現今盤據民主派主流的，例如何俊仁、李卓人、李永達，大多生於五六十年代，即所謂「嬰兒潮」（baby boomer）世代。他們開始接觸政治時事，參與社會運動，正值於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形成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的「社會派」。及至後來七十年代尾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由八十年代初起，至八九民運，中國在當時世人眼中的確是前景一片光明的。除了經濟發展蒸蒸日上，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社會氣候，都遠比今日自由和開放，西單民主牆、星星美展、《今天》詩會，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沙龍。故此一眾社會派出身的政治人物，站在反英殖、反帝國主義的高度，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期待大中華的民族復興和民主中國的出現，也基於這個共同立場，他們在八十年跟中共的關係算是良好，並在「民主回歸」的大旗幟下結成了短暫的聯盟。好景不常，這一切一切就如南柯一夢，在六四中共決定屠城的一刻，所有的自由開放戛然而止。然而，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說， 六四只是暫且窒礙了幾近功成的民主大業，但始終深信有一天那個尚未完結的八十年代會延續下去。 

（西單民主牆，此圖原載於「多維新聞」）

　　在民族主義的層面，大中華派跟土共，都一樣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一樣支持保釣運動、對日要求索償、反對台獨等等，甚至在國民教育的議題，民主黨本來都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大方針，不過反對洗腦愛黨而已。兩派人雖然手段有別，但在愛國情懷、國家統一的基本立論上，是別無二致。可以這樣說，大中華派的政治認知，仍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時空，依然深信中共有一天會啟動政治改革，香港養兵千日，就可用在一朝，為祖國的民主大業拋頭顱灑熱血。打個比喻，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返鄉下接濟貧窮的同鄉，但時移世移，香港經濟上的優越早已大不如前，很多以前住在窮鄉僻壤的已經成為暴發大款了，世界變了，但他們還在發八十年代的春秋大夢。尚且未能保自身，又何以終日汲汲於濟天下？

強橫霸道的殖民帝國

　　與這老一輩所經歷貧窮但可愛的中國相對的，是八九十後眼中獨裁、專橫、霸道的中共帝國。他們非但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貪污腐敗的港英社會，也從沒身處於那個批判帝國主義的火紅年代，相反，除了少數讀左翼思想的馬克思青年，幾乎大多數八九十後印象中的港英政府都是廉潔奉公、高效而有誠信，而且在英國人治下香港經濟騰飛、社會欣欣向榮，享有可跟先進文明相提並論的自由和法治。更重要的是，在九十年代，彭定康政府為立法會引入大量直選議席，為民主化鋪下極其重要的路。反而中國政府這個所謂的「阿爺」（這個詞語令人作嘔），在民主議題上跟港人處處作對，不斷阻撓普選進程。九七主權移交後，對香港新生代而言，沒有任何甚麼狗屁回歸祖國懷抱的興奮激情，反而無論在新聞自由、集會權利、學術自主、司法獨立、廉潔程度、政府管治、社會民生等等，總之是說得出的範疇，無不全面倒退，政權的種種惡行大家也了然於胸，也在此不贅。總而言之，八九十後的年青人，從來沒有見過所謂進步開明的共產黨，更加沒有因反英反殖而生的民族情懷，故此他們的中國觀、中國經歷，可說是跟老一輩的視角大相逕庭。

（此圖原載於「阿波羅新聞」）

　　近年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不斷下挫，近日六四愛國口號也大掀爭議，青少年沒有上一代的愛國情懷，可說是不容置疑。然而，愛國情懷消減，也不只源於政權的劣跡斑斑，也在於大陸人的令人生厭。如果說上一代對大陸人的感覺是血濃於水的窮親戚，今日對香港新生代而言，他們只不過是一幫和自己毫無瓜葛的不速之客而已。傳媒廣泛報導、網絡大肆流傳，大陸遊客的種種劣行、嘴臉都不必多講，更甚者是他們大量湧入，不論是以自由行方式，還是雙非來港取得居留權，搶床位、學位、物資，令到人頭湧湧，都對香港人的生活構成了或多或少的影響。人是現實的，自身利益受損，也不跟你講甚麼同胞感情，何況對方也不見得視我們為甚麼家人同胞。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是毛澤東說的。凡事皆有其歷史背景緣故，不用逼人愛國，也不必逼人不愛國，如果兩個世代都有設身處地的胸懷，所謂的世代論爭大概可以少點兒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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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年代

（原載於《刺青雜誌》第四期＜昔＞）

　　通常一個地方開始懷舊，就代表那個地方不濟了，以致要寄情於舊時代的片段，在蛛網塵封的回憶沙漏中，吸食暫解煩憂的精神鴉片。我城這個年頭也真的很糟糕，亦也許如此，才吹起一波又一波的戀英、戀殖熱潮，撫今追昔，好消解今時今日的種種愁緒罷了。

　　當然，相比今日諸事不順、坐困愁城的香港，那個教人懷念的八九十年代的確美好。那個年頭，真的是「香港，勝在有ICAC」，廉政公署四隻大字，足教香港人傲視亞洲，更不會想像到廉政專員也有豪飲豪食、送禮套交情的一天。那個年頭，魚翅撈飯、滿地黃金可能是說大了，但經濟騰飛，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來形容絕非失實，起碼人人都有上流機會，樓價雖然高昂，但總未至於儲十年錢都未夠付首期。那個年頭，沒有成千上萬的自由行湧入香港，沒有人來搶米搶奶粉搶床位搶學位，也自然沒有一間一間的小店變成金舖藥房。那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時代，是有黃家駒、梅艷芳、張國榮、陳百強、黃霑的年代，是香港劇廣東歌港產片風靡華人世界的盛世。那是英女皇頭像高掛、寶藍色香港旗飄揚的八九十年代，令人懷念的八九十年代。

　　有些經歷過六七十年代英治的老一輩，搖頭晃腦的「教導」我們來自英國的殖民者也有黑暗的一面，也曾經貪污、腐敗、高壓，因為他們那一代的共同語言的另一個故事，包括反帝國主義、反殖民管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情懷。他們也是對的，這些都是史實，但對於我們這一代，這些都是太遙遠，太無關宏旨。整個關鍵是，我們這一代切切實實面對的，實在是太糟糕，太不堪入目。我會形容，我們是處於一個失落的年代。太醜劣的政治生態，太殘酷的現實環境，令我城仿似失落了前景，失落了希望，失落了夢想。過多的愁情、惆悵、無奈，除了埋首於舊時代，聽前人憶述那些大江東去的美好風光，我們還可以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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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國爭民主，堪比浮沙築碉堡

　　六四晚會成為大中華派及本土派交鋒的最新戰場，是意料中事。因為六四既是愛國民主派重中之重的政治符號，亦是兩派在政治立場和論述上的根本分歧。沒有六四，就沒有出走的司徒華、李柱銘，沒有反共的學聯，更沒有今時今日的民主派，至於本土派既堅持中港區間、香港優先，更遑論支援所謂中國民運了。兩派矛盾本來就尖銳，今年支聯會更打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旗號，恐怕若非事有湊巧，就是有意為之了。

　　愛國本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人生而為人，自由而獨立，有自身的權益和計算。國家者，不外乎一個虛幻的想像、不實質存在的符號，要人為了國家而犧牲個體，不是封建年代的愚忠，就是泯滅自由的法西斯。可見愛國主義，也不單單是流氓的避難所。不過國家值得投放感情，也都罷了，但這個國家是怎麼樣的國度呢？一個吃東西怕毒死、搭火車怕撞死，沒Facebook、沒Youtube，上網多說兩句話都會坐牢的國家；一個舉頭不見藍天、低頭只見濃痰，充斥人滿之患，沒禮儀、沒文化、沒道德的國家；一個壓抑方言、連人家寺廟都要放你毛鄧江胡頭像，逼得幾多僧侶自焚，卻沒一個漢人為他們仗義執言的國家。愛國？愛塊石頭不更好，還要年年為它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的高喊口號，沒病嗎？

（此圖原載於「支聯會」網頁）

　　而當中最最最荒謬的，是將愛國和民主掛勾，說甚麼為國家爭民主人權，才是真正愛國的表現，要跟中共爭「愛國」的話語權云云。一言蔽之：戇居。基本上，立足於愛國愛民的道德和情懷，跟中共討（對，是乞討，不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未打已先輸。爭取民主自由，是建基於跨國界的普世公民責任，正如我們作為世界公民的一員，對於中東茉莉花革命、緬甸政治改革待，同樣樂見其成。然而，這種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不分國界、種族的，原因有二：一，以愛國情懷爭取民主、自由，猶如在浮沙之上築碉堡，因為民主是理性的計算，在於民權的實現、權力的制約，愛國則不然，今日愛國與民主可能在同一立場，但彼時彼刻為了虛無縹緲的國族感情，大可以將集體利益凌駕個人自由，譬如說戰爭時期，一句愛國就可以剝奪自由、置民主公義於不顧。由於愛國二字極為主觀，大可隨人解讀，詮釋大權更大多操在當權者手中，一旦跟他們講愛國，無論如何加上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反正已經人為刀俎，自投羅網，正中政權下懷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站在香港的立場，捲入愛國情感、民族主義，絕對有百害而無一利。大中華派的愛國論調，就是愛國不愛黨，但這根本就沒可能，正如中共跟你說「黨國分家」你也不會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中的一顆大星，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國就是黨，黨就是國，二為一體，何來加以辨別？好，撇開愛國不談，有人說，你看中共治下的老百姓，我們豈能不救他們於水火之中？這是謬論。第一，香港在近十多年的侵蝕下，自身難保，獨善其身尚且不能，又何以道濟天下？第二，再多的燭光，也撼動不了政權。要對抗巨獸，不能不有清醒的頭腦，前提就是先從維園comfort zone抽身，看一看保住香港的格局，是否比起空喊口號更有效。人家喬曉陽說要愛國愛港，你就走出來要跟他們「爭民間的話語權」，比愛國鬥愛民，到頭來就給政權牽著鼻子走。爭普選爭人權，還要投鼠忌器，生怕被扣上不愛國的罵名，卻不知「洋奴漢奸」的帽子，無論如何在中共眼中都是逃不了的，結果豈能不在政治格鬥節節敗退，一路走來又一事無成？

　　老實說，我不反對年年點起燭光，對抗當權者的遺忘，宣揚民主的理念。我反對的是支聯會偷換概念，把愛國搭上民主，搞一種煽情、排外的血緣政治。有人說，即使反對支聯會主題，都應該站在人道立場參與晚會。我的回答是，不能夠反對主題，但照樣參加集會，皆因當中牽涉的是政治原則的問題，原則之高之重，沒有半點滑頭取巧的餘地。

　　支聯會要繼續愛國愛民，那麼，我們就在此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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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同情心

　　回想當年零八汶川地震港人熱情捐輸，對比今日雅安地震，時移世易，港人對於捐款賑災的熱情大不如前。很多人想起當年肥了貪官共幹的冤枉錢，籌款箱前駐足卻步的多，慷慨解囊的少。不是善心減退，而是經一事長一智，吃了虧學了乖。

　　貪官大發災難財，在天災過後祭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把戲，然後侵吞善款自肥，原理上跟大陸很猖獗的集團式行乞並無二致，都是販賣同情心的生意。投錢幣入乞衣缽前，很少人會想，這只會肥了背後操縱乞兒的集團，苦了的，可是更多被拐帶然後斬斷手腳行乞的孩童。同樣地，汶川地震過後，大筆善款落入貪官、偽慈善機構口袋的消息時有所聞，港府捐款興建的希望學校變成地產項目也屢見不鮮。那麼你想一想，捐錢上去，肥了權貴，又有幾多去到災民手中？最終會否變相壯大了專政巨獸？我不反對做善事，也覺得盡人道責任是應有之義，跟蝗民水貨客無甚關係。關鍵是做善事，也要用得其所，否則就行善變成作惡，助紂為虐。所以我支持潘小濤的提議：民間可以稍遲捐款，先讓中央政府救災；往後找機會直接捐給災民；及找一個可信任及熟悉的民間機構捐款，千萬不要經官方之手。

　　至於港府撥公帑協助賑災，則大可不必。這牽涉兩個重大原則：一，根據基本法第一零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香港財政獨立，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注意：是「全部」！），不必向中央政府繳納任何稅項。換言之，香港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義務，為深圳河北的事務負上財政責任。有人說，全國各省各市都要撥款賑災啊，香港怎麼能置身事外，我只能答你：對不起，這就是一國兩制，我們以基本法為準。二，在道義而言，很簡單，假若世界其他地方發生類似天災，你會否履行相同的道德責任？答案恐怕是不會的，否則香港再多一萬億儲備也不夠使。所謂道德義務，就是基於作為人類一份子的人道責任，是不分種族國界的，既然你不會為其他人類做同等的事，你怎麼能要求我對某國某地負上與眾不同、高人一等的道義呢？說到尾，要捐款，每個市民自己可以捐，錢和物資都可，豐儉由人，何必動用公帑？不是刷鞋表忠，又是甚麼？

　　但願生者堅強，逝者安息。抽少點政治油水，別搞販賣同情心的生意，才是對死者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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