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兩代人，兩個中國經歷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期間就雙非、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兩派的交戰，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中華派和本土派，當然在很多論述、立場、政策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在於兩派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身份連結，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用這兩代人的「中國」經歷，解釋他們的中港觀。

貧窮但可愛的祖國

　　現今盤據民主派主流的，例如何俊仁、李卓人、李永達，大多生於五六十年代，即所謂「嬰兒潮」（baby boomer）世代。他們開始接觸政治時事，參與社會運動，正值於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形成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的「社會派」。及至後來七十年代尾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由八十年代初起，至八九民運，中國在當時世人眼中的確是前景一片光明的。除了經濟發展蒸蒸日上，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社會氣候，都遠比今日自由和開放，西單民主牆、星星美展、《今天》詩會，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沙龍。故此一眾社會派出身的政治人物，站在反英殖、反帝國主義的高度，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期待大中華的民族復興和民主中國的出現，也基於這個共同立場，他們在八十年跟中共的關係算是良好，並在「民主回歸」的大旗幟下結成了短暫的聯盟。好景不常，這一切一切就如南柯一夢，在六四中共決定屠城的一刻，所有的自由開放戛然而止。然而，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說， 六四只是暫且窒礙了幾近功成的民主大業，但始終深信有一天那個尚未完結的八十年代會延續下去。 

（西單民主牆，此圖原載於「多維新聞」）

　　在民族主義的層面，大中華派跟土共，都一樣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一樣支持保釣運動、對日要求索償、反對台獨等等，甚至在國民教育的議題，民主黨本來都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大方針，不過反對洗腦愛黨而已。兩派人雖然手段有別，但在愛國情懷、國家統一的基本立論上，是別無二致。可以這樣說，大中華派的政治認知，仍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時空，依然深信中共有一天會啟動政治改革，香港養兵千日，就可用在一朝，為祖國的民主大業拋頭顱灑熱血。打個比喻，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返鄉下接濟貧窮的同鄉，但時移世移，香港經濟上的優越早已大不如前，很多以前住在窮鄉僻壤的已經成為暴發大款了，世界變了，但他們還在發八十年代的春秋大夢。尚且未能保自身，又何以終日汲汲於濟天下？

強橫霸道的殖民帝國

　　與這老一輩所經歷貧窮但可愛的中國相對的，是八九十後眼中獨裁、專橫、霸道的中共帝國。他們非但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貪污腐敗的港英社會，也從沒身處於那個批判帝國主義的火紅年代，相反，除了少數讀左翼思想的馬克思青年，幾乎大多數八九十後印象中的港英政府都是廉潔奉公、高效而有誠信，而且在英國人治下香港經濟騰飛、社會欣欣向榮，享有可跟先進文明相提並論的自由和法治。更重要的是，在九十年代，彭定康政府為立法會引入大量直選議席，為民主化鋪下極其重要的路。反而中國政府這個所謂的「阿爺」（這個詞語令人作嘔），在民主議題上跟港人處處作對，不斷阻撓普選進程。九七主權移交後，對香港新生代而言，沒有任何甚麼狗屁回歸祖國懷抱的興奮激情，反而無論在新聞自由、集會權利、學術自主、司法獨立、廉潔程度、政府管治、社會民生等等，總之是說得出的範疇，無不全面倒退，政權的種種惡行大家也了然於胸，也在此不贅。總而言之，八九十後的年青人，從來沒有見過所謂進步開明的共產黨，更加沒有因反英反殖而生的民族情懷，故此他們的中國觀、中國經歷，可說是跟老一輩的視角大相逕庭。

（此圖原載於「阿波羅新聞」）

　　近年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不斷下挫，近日六四愛國口號也大掀爭議，青少年沒有上一代的愛國情懷，可說是不容置疑。然而，愛國情懷消減，也不只源於政權的劣跡斑斑，也在於大陸人的令人生厭。如果說上一代對大陸人的感覺是血濃於水的窮親戚，今日對香港新生代而言，他們只不過是一幫和自己毫無瓜葛的不速之客而已。傳媒廣泛報導、網絡大肆流傳，大陸遊客的種種劣行、嘴臉都不必多講，更甚者是他們大量湧入，不論是以自由行方式，還是雙非來港取得居留權，搶床位、學位、物資，令到人頭湧湧，都對香港人的生活構成了或多或少的影響。人是現實的，自身利益受損，也不跟你講甚麼同胞感情，何況對方也不見得視我們為甚麼家人同胞。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是毛澤東說的。凡事皆有其歷史背景緣故，不用逼人愛國，也不必逼人不愛國，如果兩個世代都有設身處地的胸懷，所謂的世代論爭大概可以少點兒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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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年代

（原載於《刺青雜誌》第四期＜昔＞）

　　通常一個地方開始懷舊，就代表那個地方不濟了，以致要寄情於舊時代的片段，在蛛網塵封的回憶沙漏中，吸食暫解煩憂的精神鴉片。我城這個年頭也真的很糟糕，亦也許如此，才吹起一波又一波的戀英、戀殖熱潮，撫今追昔，好消解今時今日的種種愁緒罷了。

　　當然，相比今日諸事不順、坐困愁城的香港，那個教人懷念的八九十年代的確美好。那個年頭，真的是「香港，勝在有ICAC」，廉政公署四隻大字，足教香港人傲視亞洲，更不會想像到廉政專員也有豪飲豪食、送禮套交情的一天。那個年頭，魚翅撈飯、滿地黃金可能是說大了，但經濟騰飛，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來形容絕非失實，起碼人人都有上流機會，樓價雖然高昂，但總未至於儲十年錢都未夠付首期。那個年頭，沒有成千上萬的自由行湧入香港，沒有人來搶米搶奶粉搶床位搶學位，也自然沒有一間一間的小店變成金舖藥房。那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時代，是有黃家駒、梅艷芳、張國榮、陳百強、黃霑的年代，是香港劇廣東歌港產片風靡華人世界的盛世。那是英女皇頭像高掛、寶藍色香港旗飄揚的八九十年代，令人懷念的八九十年代。

　　有些經歷過六七十年代英治的老一輩，搖頭晃腦的「教導」我們來自英國的殖民者也有黑暗的一面，也曾經貪污、腐敗、高壓，因為他們那一代的共同語言的另一個故事，包括反帝國主義、反殖民管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情懷。他們也是對的，這些都是史實，但對於我們這一代，這些都是太遙遠，太無關宏旨。整個關鍵是，我們這一代切切實實面對的，實在是太糟糕，太不堪入目。我會形容，我們是處於一個失落的年代。太醜劣的政治生態，太殘酷的現實環境，令我城仿似失落了前景，失落了希望，失落了夢想。過多的愁情、惆悵、無奈，除了埋首於舊時代，聽前人憶述那些大江東去的美好風光，我們還可以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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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國爭民主，堪比浮沙築碉堡

　　六四晚會成為大中華派及本土派交鋒的最新戰場，是意料中事。因為六四既是愛國民主派重中之重的政治符號，亦是兩派在政治立場和論述上的根本分歧。沒有六四，就沒有出走的司徒華、李柱銘，沒有反共的學聯，更沒有今時今日的民主派，至於本土派既堅持中港區間、香港優先，更遑論支援所謂中國民運了。兩派矛盾本來就尖銳，今年支聯會更打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旗號，恐怕若非事有湊巧，就是有意為之了。

　　愛國本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人生而為人，自由而獨立，有自身的權益和計算。國家者，不外乎一個虛幻的想像、不實質存在的符號，要人為了國家而犧牲個體，不是封建年代的愚忠，就是泯滅自由的法西斯。可見愛國主義，也不單單是流氓的避難所。不過國家值得投放感情，也都罷了，但這個國家是怎麼樣的國度呢？一個吃東西怕毒死、搭火車怕撞死，沒Facebook、沒Youtube，上網多說兩句話都會坐牢的國家；一個舉頭不見藍天、低頭只見濃痰，充斥人滿之患，沒禮儀、沒文化、沒道德的國家；一個壓抑方言、連人家寺廟都要放你毛鄧江胡頭像，逼得幾多僧侶自焚，卻沒一個漢人為他們仗義執言的國家。愛國？愛塊石頭不更好，還要年年為它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的高喊口號，沒病嗎？

（此圖原載於「支聯會」網頁）

　　而當中最最最荒謬的，是將愛國和民主掛勾，說甚麼為國家爭民主人權，才是真正愛國的表現，要跟中共爭「愛國」的話語權云云。一言蔽之：戇居。基本上，立足於愛國愛民的道德和情懷，跟中共討（對，是乞討，不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未打已先輸。爭取民主自由，是建基於跨國界的普世公民責任，正如我們作為世界公民的一員，對於中東茉莉花革命、緬甸政治改革待，同樣樂見其成。然而，這種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不分國界、種族的，原因有二：一，以愛國情懷爭取民主、自由，猶如在浮沙之上築碉堡，因為民主是理性的計算，在於民權的實現、權力的制約，愛國則不然，今日愛國與民主可能在同一立場，但彼時彼刻為了虛無縹緲的國族感情，大可以將集體利益凌駕個人自由，譬如說戰爭時期，一句愛國就可以剝奪自由、置民主公義於不顧。由於愛國二字極為主觀，大可隨人解讀，詮釋大權更大多操在當權者手中，一旦跟他們講愛國，無論如何加上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反正已經人為刀俎，自投羅網，正中政權下懷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站在香港的立場，捲入愛國情感、民族主義，絕對有百害而無一利。大中華派的愛國論調，就是愛國不愛黨，但這根本就沒可能，正如中共跟你說「黨國分家」你也不會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中的一顆大星，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國就是黨，黨就是國，二為一體，何來加以辨別？好，撇開愛國不談，有人說，你看中共治下的老百姓，我們豈能不救他們於水火之中？這是謬論。第一，香港在近十多年的侵蝕下，自身難保，獨善其身尚且不能，又何以道濟天下？第二，再多的燭光，也撼動不了政權。要對抗巨獸，不能不有清醒的頭腦，前提就是先從維園comfort zone抽身，看一看保住香港的格局，是否比起空喊口號更有效。人家喬曉陽說要愛國愛港，你就走出來要跟他們「爭民間的話語權」，比愛國鬥愛民，到頭來就給政權牽著鼻子走。爭普選爭人權，還要投鼠忌器，生怕被扣上不愛國的罵名，卻不知「洋奴漢奸」的帽子，無論如何在中共眼中都是逃不了的，結果豈能不在政治格鬥節節敗退，一路走來又一事無成？

　　老實說，我不反對年年點起燭光，對抗當權者的遺忘，宣揚民主的理念。我反對的是支聯會偷換概念，把愛國搭上民主，搞一種煽情、排外的血緣政治。有人說，即使反對支聯會主題，都應該站在人道立場參與晚會。我的回答是，不能夠反對主題，但照樣參加集會，皆因當中牽涉的是政治原則的問題，原則之高之重，沒有半點滑頭取巧的餘地。

　　支聯會要繼續愛國愛民，那麼，我們就在此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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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同情心

　　回想當年零八汶川地震港人熱情捐輸，對比今日雅安地震，時移世易，港人對於捐款賑災的熱情大不如前。很多人想起當年肥了貪官共幹的冤枉錢，籌款箱前駐足卻步的多，慷慨解囊的少。不是善心減退，而是經一事長一智，吃了虧學了乖。

　　貪官大發災難財，在天災過後祭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把戲，然後侵吞善款自肥，原理上跟大陸很猖獗的集團式行乞並無二致，都是販賣同情心的生意。投錢幣入乞衣缽前，很少人會想，這只會肥了背後操縱乞兒的集團，苦了的，可是更多被拐帶然後斬斷手腳行乞的孩童。同樣地，汶川地震過後，大筆善款落入貪官、偽慈善機構口袋的消息時有所聞，港府捐款興建的希望學校變成地產項目也屢見不鮮。那麼你想一想，捐錢上去，肥了權貴，又有幾多去到災民手中？最終會否變相壯大了專政巨獸？我不反對做善事，也覺得盡人道責任是應有之義，跟蝗民水貨客無甚關係。關鍵是做善事，也要用得其所，否則就行善變成作惡，助紂為虐。所以我支持潘小濤的提議：民間可以稍遲捐款，先讓中央政府救災；往後找機會直接捐給災民；及找一個可信任及熟悉的民間機構捐款，千萬不要經官方之手。

　　至於港府撥公帑協助賑災，則大可不必。這牽涉兩個重大原則：一，根據基本法第一零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香港財政獨立，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注意：是「全部」！），不必向中央政府繳納任何稅項。換言之，香港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義務，為深圳河北的事務負上財政責任。有人說，全國各省各市都要撥款賑災啊，香港怎麼能置身事外，我只能答你：對不起，這就是一國兩制，我們以基本法為準。二，在道義而言，很簡單，假若世界其他地方發生類似天災，你會否履行相同的道德責任？答案恐怕是不會的，否則香港再多一萬億儲備也不夠使。所謂道德義務，就是基於作為人類一份子的人道責任，是不分種族國界的，既然你不會為其他人類做同等的事，你怎麼能要求我對某國某地負上與眾不同、高人一等的道義呢？說到尾，要捐款，每個市民自己可以捐，錢和物資都可，豐儉由人，何必動用公帑？不是刷鞋表忠，又是甚麼？

　　但願生者堅強，逝者安息。抽少點政治油水，別搞販賣同情心的生意，才是對死者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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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之聲 「愛」港之賊

　　今日城大舉行佔領中環研討會，嘉賓陣容之「星光熠熠」，堪稱左中右各路英雄雲集，有左翼的長毛、自治派的陳雲、台灣民進黨的林佳龍等，當然少不得佔領中環的標誌人物戴耀庭教授，但最離奇的是竟然連現代紅衛兵「愛港之聲」的高達斌都是坐上客。佔領一說提出已有一段時間，但民間和輿論對此仍有重大分歧，原本今次是運動倡議人、走在抗爭前線的社運代表、對佔領抱懷疑態度的自治派，就整個公民抗命運動進行大辯論，思想交鋒、激濁揚清的大好機會，可惜卻被一眾愛字頭的黨國盲毛、維園阿伯踩場，筆者執筆之時研討會雖仍未完結，但相信最後只會鬧劇收場。

愛國賊在想甚麼？

　　這些愛字頭的紅底組織，以愛國愛港為名，對民主派極盡人身攻擊、潑婦罵街之能事，又貫徹共產黨文革年代「群眾鬥群眾」的路線，多次發起撐政府撐CY的遊行，「製造民意」跟泛民打對台，當然多數是出醜收場。紅衛兵既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也沒有自己的感情價值，因此講到愛甚麼愛甚麼的層次，是言重了，不過是小農DNA發作，做盲從權威的走狗而已，叫奴才之聲比較合適。雖然他們當中許多都是收錢開工，沒有自己的主觀判斷可言，但有一些的確真心相信要和諧穩定、要服從政府，真心憎惡他們眼中那些「搞亂社會」的政客傳媒的，日本學者加藤嘉一著作《愛國賊》一書，談的就是這幫人。

　　從他們的口吻和說話，可以看得出愛國賊的意識形態有三大主要構成：一，極端愛國／民族主義，滿腦子都是鴉片戰爭、日本侵華的歷史片段，經常幻想西方勢力亡華之心不死，安排大量漢奸間諜想消滅中國、奴役國人，並盲目相信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利益高於個人自由，高舉集體主義；二，功利和拜金心態，將中國人文化中的市僧現實發揮至淋漓盡致，「搵食」至上，對權利的認知僅限於吃飯權和溫飽權，停留在殷海光人生四大層次的生物邏輯層，故此堅信維持所謂繁榮穩定遠比民主自由重要；三，對權威和領導者的服從，不知是由於基因、文化還是甚麼原因，世上有一種人就是天生喜歡服從有權力者，這種人無論在學校、公司、社會都會遇到，總之誰是大佬就跟從誰，不問因由，不問對錯，他們跟的基本上不是中共，不是梁振英，而是他們所掌握的權力。

步入流氓政治時代

　　暸解了這班紅衛兵的心態，你就知道他們有多難纏。他們不講理性，不聽論述，不信任何普世價值，眼中只有權力、金錢，所以跟他們辯論只是會徒勞無功的，我勸大家不要討論唇舌。他們背後當然有中聯辦等的動員，發動群眾支持政府、打擊反對派，只有在北韓、俄羅斯、伊朗等獨裁國家才會出現，因此香港自此步入流氓政治的時代，情況堪憂。發起「群眾鬥群眾」，是毛澤東的皇牌手段，打地主、打資本家、打知識份子、打倒劉少奇，全部都是假借人民之手，他不費一兵一卒。

　　香港當然未至於出現文革式的批鬥，但愛字頭的紅衛兵出現，基本就是向反政府的抗爭力量潑污水，政權不怕其他人覺得愛字頭組織很荒謬野蠻，它只是要令普通市民覺得「兩邊都唔抵幫」，將整個運動的觀感變得很混亂、很暴力，令中間派的市民對政治望而卻步。作為未來一兩年泛民最重大的抗爭運動，佔領中環出現這些紅衛兵暴徒搞事，令佔領運動在普羅大眾眼中變成充滿暴力的鬧劇，可以說是必然的事（你看他們在最近幾次普選和佔中的研討會如何活躍就知，好像已經有反佔領中環的相關號召出現），策劃者要有兩手準備，參與的朋友也要沉得著氣，青瓷何必鬥爛瓦，可以對他們的指罵報以大笑或掌聲，跟他們對罵就中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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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語言系列之梁振英的「內交」

　　最近蘋果報導《梁振英為搞「內交」大花筒》，連蘋果都中招用上共語，不禁心頭一震。梁振英自上台以來，賣港求榮當然是路人皆見，連用字遣詞都緊跟中共腳步，猶恐北大人看不見他落力扭動的屎忽花。有網友列出他施政報告的核突用語：甚麼做多做闊、發展大潮、加大力度、親水文化、走出去引進來、成熟一項推一項、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等等，共味之濃，教人瞠目結舌。當中最叫人毛骨悚然的是據說由他自創的「內交」一詞，盡顯獻媚奴才一格。

（此圖原載於主場新聞）

　　他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及內交一詞，在今年一月表示準備好加強「內交」、三月辯稱因買家印花稅涉及「內交」故要「知會」王光亞，劣等詞彙像傳染病般散播，播到學術界傳媒界。先別說內交一詞又內又交的，惹人暇想的程度堪比Xiqu中心，自回歸以來，港府及傳媒棄用「大陸」一詞，改以「內地」稱呼深圳河北的大陸地區，卻不知已墮入語言植入的陷阱，反而樂在其中。「內地」一詞在大日本帝國時期用以稱呼日本本土，以示跟台灣、朝鮮等當時的日本殖民地（「外地」）相對，可見「內地」其實帶有極強烈的殖民色彩，等同對宗主國或殖民母國的稱呼。近年隨著兩岸交流日頻，不少藝人不知不覺間都用上「中國內地」的稱呼，變相將台灣矮化成中共的殖民地，誤墮中共的語言陷阱，難怪文化部長龍應台早前表明這個稱呼「不妥當」。

　　滿口內地這樣內地那個，猶如撤去抵禦赤化的語言屏障，暗合深紅帝國的橫蠻入侵，將自外於暴政的「特區」矮化成帝國的殖民地，哀哉。港人棄用「大陸」改稱「內地」，相信主要是認為「大陸」帶有歧視味道，覺得用「內地」一詞好像比較客觀。其實「大陸」二字本來就是不帶情緒的客觀描述，只不過人衰就連稱呼都搞衰了，描述對象的形象差，稱呼就自然帶有負面意味。最近可能又覺得「內地」一詞變味，退而求其次，改叫「國內」了。Come on James，劉江華改名做劉德華，不會變得魅力四射吧。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說到底，「內交」、「內地」這些字眼，都是港共整色整水的傑作，希望扭盡六壬令港人「人心回歸」，然則朽木又豈可雕？梁振英的所謂內交政策，擴大自由行、東北割地、安插紅色資本，無不以大陸利益為先，媚共賣港。明眼人都看得透，香港目今跟大陸的交往融合，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雙非、自由行、水貨客、炒貴樓，都是源於深圳河北。香港真正需要的，是維繫一定程度的中港區隔，是保持香港獨特的價值和制度優勢，是善用憲制框架下的次主權，積極拓展對外關係，別讓國際都會矮化成僅供「內地」援交的次等城市。膠少陣、交少陣，梁振英就算功德無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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